《明報》──〈何以服人‧諸子爭鳴〉

危害人民安全

特區為落實《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政府拋出一套虛中有實的諮詢文件，貌軟綿綿但有針。文件內容有不少法律概念以業界用語撰寫，但沒有以日常用語注釋，普通市民未必能夠即時理解，到底新法以最低基本規限國民，還是特區政府奉迎北京，並趁機擴權，必須由大家去掌握內容，自定結論，才符合民主精神。不過，文件發表以來，主要回應來自法律界，官員更加侃侃其詞，以此引證法例只會影響小撮人，普通人不必過慮。

未曾細緻理解文件不等如沒有興趣討論，更加不等如默許。法例一旦通過，限制便會施加於每個人身上，不會因為個別人士是的士司機或快餐店服務員便受豁免，故此制定法律的人有責任向市民解釋清楚。法治精神其中一項原則是法例必須清晰易明，務使受規管的人明白權利和義務，知所遵從，才是公平的法制。假若政府巴不得市民不明所以，拒絕提供詳盡資料協助市民掌握議題，動機便值得懷疑了。

官員在過去數年研究海內外法例，為廿三條立法作充分準備，為何不肯讓普通市民有同樣充分的時間理解對個人自由，公民社會影響至深的方法？甚至任由艱澀行文增加市民討論的困難？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安全是人民的安全，沒有普通人的理解和參與，號稱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容易成為統治工具，危害人民安全利益，天理不容。

孫中山違反了廿三條

中國歷史屢次政權更替，改朝換代，除了堯舜禪讓以外，莫不以暴政嚴苛，加上天災人禍引起飢荒，去到民無所懼，必死之境，然後觸發武裝行動與政府對抗。有些被稱許為起義，有些被稱為動亂，只視乎成敗去決定是王是寇。沒有民主政制，不靠槍桿子怎去為人民謀幸福的無產階級政權，中南海權要知之甚詳。

開國之君既然靠動亂起家，滅絕前朝餘孽，自然要營造受命於天，不容侵犯的氣勢，以免家小遭殺身禍。結果是第一代鎮得住大局，往後的兒子不成才，再次訴諸暴政，不斷出現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言論壓制。一部二十四史以血淚交織而成，平民百姓有多少日子能夠用和平渠道主宰國家發展？以口誅筆伐伸張人民權利的遭流放或文字獄收場，餘下就是武裝行動一途，中外未有民主政制之前，皆然。

晚清內裏腐朽不堪，外受列強凌辱，光緒和平演變不成，還是要靠擦槍走火，倉卒成軍的武裝行動掀開革命序幕。孫中山先生一介文人，以醫者濟世的心懷成為革命領袖，致力在中國開創民主政制，跳出歷史惡性循環，國共兩黨俱不敢輕蔑先生的歷史地位。

不過孫先生的作為全犯了廿三條的七宗罪行，原來按立國之後的標準，革命先烈的功績依然是叛國勾當。我們又走回歷史的老路，不求建立民主政制保護國民權益，先講壓制公民社會，打為叛亂顛覆政權。與電視劇中人身穿古裝，操港式懶音粵語同樣突兀。

「自行」意義何在？

《基本法》規定特區自行為廿三條立法。有意見認為當年草委爭取得自行立法，避免中央為香港擬定法例或直接將全國性法律施諸香港，已是一大功德，若港人在主權移交五年之後依然反對立法，招致北京干預，法例將更嚴苛。言下大有咎由自取之意。

港人無權自決前途，福禍早已無從自取。只由中英達成一國兩制協議，簽署聯合聲明，保證港人生活方式不變，廿三條中「自行立法」一詞正是一國兩制的體現，假若因特區在五六年間未曾完成立法便招致干預，「自行」兩字便沒有意義了。

《基本法》頒佈十周年活動上，人大法工委辦公室主任喬曉陽先生表示：兩制的成功有賴北京克制。說得甚是。兩制之外有法定渠道推行一國，例如全國性法律可透過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便可在港施行。現時附件三中除了有關領海、外交、國籍的法律外，其餘的止於國旗國慶國徽，正如鄧小平所言，換一面旗就是了。九七之後，中央沒有利用附件三的機制隨便引入全國性法律，表現了中央有所克制。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對中央信任日增，甚至超前對政府的信任，並非無因。

相反，特區官員沒有盡責維護兩制，先有鑽盡空子邀請人大釋法，今有廿三條立法先諮詢北京，但至今仍未公開特區與中央討論的內容，究竟是中施壓還是特區逢迎，要超額完成廿三條規管的範圍，率先自行壓制公民社會，港人尚被蒙在鼓裏。有官員如此，兩制何須中央干預破壞，先已敗在港人手裏。

煽動

不少人向官員提問，六四在維園喊結束一黨是否犯法，市民更擔心以後批評特區政府也要小心。標準答案第一句是不用武力便可，第二句是三言兩語沒有問題，再下來便是由法庭決定。潛台詞是多過三言兩語便要走著瞧，官員沒有說不作檢控，入罪與否便要看法庭。

且讓我們不要懷疑官員信口雌黃，又相信官員並無箝制言論自由的意圖；但法例通過之後便由不得個別官員自作詮釋，條文界定了某些行為言論牴觸法例，律政司長便要檢控，否則失職；法官也只能依據條文考慮該等行為言論是否禁制範圍，就算條文歪離自然公義，成了法例便要依書量刑。官員的任何承諾代替不了最終通過的條文。

雖然未有草案，諮詢文件已露端倪。文件在煽動叛亂罪一章將香港特區穩定與國家並列，煽動他人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公眾騷亂即成罪行，擴闊了廿三條的範圍，不止煽動叛亂了。在港喊打倒北京政府難成氣候，叫董建華下台倒有人和應，市民是否從此噤聲？青馬大橋的勞資糾紛，地盤工人被拖欠薪金與警方對峙是否騷亂？貨櫃車司機慢駛有無破壞穩定？工會組織工人爭取權益是否煽動？

此外，法律界認為煽動應限於即時引起暴力，有直接因果關係的言論，文件卻建議取消檢控時限，令講者不知何時犯禁而進行自我審查。不可不知，現時初犯刑事罪行條例的煽動罪行可被判監兩年及罰款五千，犯廿三條的煽動罪可處以七年監禁，罰款不設上限。香港經年通縮，唯獨言論自由代價狂颷。

記者自我審查

記者首要職責是向市民報導真相，負有監察政府的責任，先天與權要有角色衝突。就算在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民主國家也需要獨立傳媒的監察；一篇水門報導煽起群情跟進，令總統下台，故高官不但對傳媒又愛又恨，更加想立法規管。

傳媒工作者對廿三條立法甚多憂慮，擔心將來不能報導事實，除非有坐牢底的準備，做新聞烈士。

看文件竊取國家機密一章，承接官方機密條例和煽動叛亂罪的格式，特區的安全和利益同樣納入立法範圍，亦即超出了廿三條的要求，於是名正言順保留了有關犯罪和刑事調查的資料在規管之內。文件直言這項資料雖與廿三條無直接關係，但有阻嚇作用，故保留。若執法部門工作不能被報導，進一步減低透明度，只會更方便濫權。

另一項涵蓋更廣的受保護資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香港特區政府的關係。是項資料未必與軍情防務有關，但中央是否同意港幣與美元脫鉤，雙邊對證券市場的監管都可包攬在內，屆時有關金融財經的報導亦難倖免。

對傳媒最具殺傷力的立法建議禁止具損害的資料披露。偷取機密容易界定，但記者輾轉得到具新聞價值的資料，卻無法得知是否接了賊贓，只管從公眾利益角度作判斷是否刊登。新法一立，傳媒最能保身的方法就是刊登前送檢，無論官員如何辯稱無意箝制新聞自由，客觀效果依然是自我審查之風更熾盛。

居港外國人的身份

廿三條立法諮詢甫開始，政府便重施故技，將反對立法的意見標為小數人，努力營造叛國顛覆等罪行與普通市民扯不上關係的氣氛。事實是就算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市民仍會受到法例牽連，當中以香港永久居民身分成為規管對象界定標準一項的影響最廣。

不得協助交戰對方損害本國人民的性命財產是國民應有之義，但香港不以國籍為區分標準，而採用永久居民身分為界，霎時把許多不同族裔的外國人列為有責任對中國和特區效忠的受規管對象。

無論因工作或其他原因，在港居留七年以上便可獲永久居民身分，他們包括在港出生的印巴裔人士，九七年前為英國當僱傭兵的尼泊爾人，也包括長年在港營商的外國商人及其家屬。這批非華裔人士或選擇在港終老，也可選擇返回故鄉。萬一中國與他們祖籍國家發生武裝衝突，如中印邊境糾紛，這批已返回原居地的非華裔居民同樣受新法規範，為文件建議的域外效力覆蓋。若他們被視為「協助」祖籍國，便抵觸法例；他們仍然在港居留的親友也有責任舉報，否則犯隱匿犯國罪行。

特區為吸引港人回流和國際人才，對持有外國國籍的人士向來寬鬆，不計較是否華裔，也不會要求他們在兩種身分之間只准選擇其一，也鮮有人提出要明文放棄。法例一旦通過，便會有人要求確立機制放棄居民身分，以免連累在港的親人。

我相信建議旨在打擊具永久居民身分的海外民運人士和防止前公務員泄密，不過天羅地網用力撒得太盡，往往自傷元氣，削減香港匯聚人才的能力。

斷章取義

廿三條諮詢文件每一章引現有法例為起始，旨在證明新法不比現有規管為多；沒有本港法例可供援引的題目，文件便引述外國法規，也是證明新法符合普通法傳統。但都不足以支持廿三條立法並無侵犯人權的立論。

法例不是必然保障市民的權利，反過來，可以是政府侵權的「法理依據」。現有條文絕大部分未訴訟挑戰，未必符合人權公約。同樣道理，單純反對廿三條立法只是防止港人的自由進一步被侵蝕，我們應趁這機緣檢視現有法例，推動全面修改有違人權公約的條文。

政府引述的外國例證也流於斷章取義，沒有考慮歷史背景，也不管條文是否過時。例如，顛覆一章引1871年德國刑法典。德國在1870年才武力協商兼用然後統一諸蕃，當然要寫下嚴密法例防止各方再次割據。但德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訂立機制保障異見分子，防止獨裁再現，不引用顛覆罪作檢控久矣。資料來源並補充，東德在1989年之前的案例不能代表今日德國。

此外，文件完全迴避其他國家在憲制上設立的制衡。民選產生的政府不敢亂用法例打擊異見，在野黨也有合法途徑奪取，搞選舉好過搞顛覆。我們沒有民主選舉便立法鞏固政權，人民利益堪虞了。

有些根本不能與廿三條本地立法接駁得通的外國法規居然也被用上。文件借英國軍情五處的顛覆定義：「透過政治、工業或暴力手段，旨在推翻或破壞議會民主政制的行為」引伸至「因此，訂立顛覆罪行的要義，在於保障國家的基本制度」。中國的基本制度是一黨專政，如何由「因不得破壞民主政制」跳到「故此要保障一黨專制」，百思不得其解。

（原載《明報》世紀版〈何以服人‧諸子爭鳴〉，二○○二年十月十四日至二十日）